【专家观点】

论坛一、京津冀城市群——协同·联通

主持人：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总规划师 石晓冬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长林

京津轴是京津冀空间骨架结构中的“三轴”之一，作为京津同城联系最为紧密的空间，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要素资源充分富集，交通条件优良，创新资源集聚，文化、生态、旅游资源也十分丰富；二是京津“双城”具有独特性，存在一定的政策差距，应当统筹政策距离和空间距离理解区域协同工作；三是相比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京津主轴的市场资源配置能力仍然有待提升。

基于此，周长林董事长提出三个倡议：一是共同应对区域竞争，加强京津冀三地产业等各方面合作；二是借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经验，以通武廊地区作为抓手推动区域协同；三是聚焦交通、水资源、能源等专业领域开展专项合作。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姜石良

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中，河北省城镇（特别是县级单元）的发展非常重要。一是“郡县治，天下安”，长久以来县市一直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地方化的空间治理单元；二是河北省的县市数量多，在全国排名靠前；三是河北省是全国地形地貌类型最全的省份，不同的地形地貌也造就了不同的县市发展特点，以及后续不同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因此，姜石良总经理提出了对河北省县市发展的看法：一是从宏观的京津冀层面，既要关注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也要关注创新要素的集聚和转化；二是从中观的河北省层面，要关注多元化地区发展的差异化指引，不同的区域资源禀赋不同，面临的发展问题不同；三是从微观的县市单元层面，要关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重视产业链在地化构建和产品就地供应；四是关注空间政策，用精准的土地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一系列创新政策来精准地供给和配置，推进一系列问题的解决。

雄安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 夏雨

雄安新区的设立是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把雄安新区建设好，使雄安新区发展好，是对于整个京津冀协同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新区发展目前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大规模建设与高质量疏解并重的阶段。这些年新区一直进行物理空间的建设，去年开始向政策的研究包括城市治理方面和城市体制方面的思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产业方面，疏解与发展在雄安新区同步发生，企业搬迁后相应配套人才政策、住房政策、公共服务政策等；二是城市管理体制和社会治理方面，当前新区的人口其实是在聚集的，在这个阶段要紧紧抓住创新要素的聚集。

廊坊市城乡规划设计院院长 陈俊杰

廊坊与北京在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突出表现为人民群众对医疗共同体、教育联合体、养老综合体等建设和公共服务政策协同的满意度明显提升。廊坊的养老机构在承接京津老年人口规模方面成效明显，但机构本身存在小而散、盈利性差以及养老政策衔接性弱等不足。

陈俊杰院长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区域需要加强深度协同，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统一目标，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规划；二是在交界地区尤其是通武廊地区，要加强空间规划研究、交通互联互通和政策协同；三是廊坊自身要加强建设，做到以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提供高质量生态价值、空间价值。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首都区域空间规划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赵亮

京津冀协同经历了从学术共识到社会共识，再到决策共识的历程，奠定了“非首都功能疏解”、治理大城市病的基调。现阶段，在中国北方经济相对乏力的背景下，关注重心宜从“治病”进一步拓展至区域共谋发展。为此，首都功能的布局应当围绕以下三个目标：一是发挥全球影响力，在政治、外交等层面发挥重要角色；二是发挥国家凝聚力，这是首都都市圈区别于其他区域的重要特点；三是关注区域的生产力，这是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繁荣的抓手。清华大学团队研究提出了首都都市圈八个领域的重要功能，包括北京的四个中心功能和其它四个依从国内外都市圈经验的外延功能，共同构成首都地区的功能体系，建议首都都市圈功能体系围绕核心功能和外延功能，顺应政府和市场力量，在不同的空间层次上予以合理安排。

论坛二、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创新

主持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郑德高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常务副院长 王新哲

区域规划的编制工作往往有多个城市、委办局、规划院共同参与，具有合作范围广、规模大的特点。因此，如何实现有效合作是区域规划编制的关键重点，要回应在当前上下位国土空间规划基本批复或者基本成型、生态系统整体布局等诸多问题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区域规划应当聚焦和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因此，空间规划格局下区域规划范式应当聚焦跨界地区、区域协调、行动策略等系统性问题，不断磨合达成一致，例如，在上海都市圈的规划编制过程中，第一轮各地提出的意见诉求超过240条，规划设计团队通过不断碰撞、整合、对接，基本对各方意见形成了较好的回应，这是规划设计单位在区域协同发展格局下的重要创新。

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院长 程茂吉

长三角地区的重要特点在于“多中心”，形成“1+N”的结构体系，在“1”个上海都市圈之外，城市群内南京、杭州、合肥等“N”个都市圈都极具活力。

根据在南京都市圈规划编制工作中的体会，都市圈规划工作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重视“圈”的定位，既要强调通勤圈，也要加强社会经济联系紧密圈的分析，关注圈域内的社会经济联系；二是要积极学习新的分析方法，发挥面板数据、大数据、细颗粒度调研等方法的作用；三是要整合综合研究、战略研究思维，发挥区域规划的优势拓展研究边界，并对接国土空间规划、发展规划等不同事权的差异化需求形成成果表达；四是要深入研究区域规划的方法和理论，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的规划理论和方法；五是要着眼于近期行动，以促进协同为目标，关注具体的行动路径，促进区域规划落地实施。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研究中心主任 赵艳莉

在区域协同中，宁波市提出了几大战略，首先是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融入上海大都市圈规划，在省内和杭州唱双城记，同时和周边甬绍、永泰联动发展。在这个背景下，紧扣高质量一体化主题，对宁波自身如何发展做了一些思考，聚焦六个方面：一是都市圈空间协同。宁波都市圈是整个长三角都市圈中南翼唯一的都市圈，联动杭州打造长三角的金南翼，把南部功能进一步增强、补强；二是海洋战略。宁波是世界第一大港，在蓝海战略中可以提供更多的价值；三是科技创新。宁波积极打造甬江科创区，发挥制造作用，对长三角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提供价值；四是安全韧性。在新型基础设施网和新能源网络的建设方面，进一步发挥宁波作用；五是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合作区内利益分配、利益共享机制；六是制度建设。都市圈协同规划中各个城市可以做不同角度的深化和政策制度落地的研究探索。

合肥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陶其中

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视角来看，长三角具有特殊性，在全国区域内部的圈层是最多的——上海有大都市圈，合肥、南京、杭州、苏锡常和宁波也都有都市圈，而且每个都市圈发展都非常好，如何在国家一体化战略中更好协同起来、打造成世界级的长三角区域变得非常重要。

都市圈的发展不完全是一层层向外辐射，而是相互交织的。交通是都市圈的重要内容。合肥以前交通闭塞，现在交通得到了很大改善，交通物流成本降低，吸引很多重要的制造业企业到合肥建厂，未来合肥在高铁、高速路网和内河港等方面还有发展空间。从创新的视角来看，需要发挥和利用好创新的优势和资源，包括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和其他长三角城市如杭州、南京相比，合肥的产业创新空间较少，下一步要谋划产业创新的布局。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副院长 罗小龙

从对城市群、都市圈发展的制度差异研究以及实际调研工作中的体会，认为：一是城市群、都市圈发展存在明显制度差异，区域协同、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分别概括反映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城市群特点。京津冀城市群是习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的，政府主导作用突出；长三角城市群主要表现为以上海为中心带动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涉及到三种货币、三个关税区、三个体制，更需要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才能推动发展。二是跨界地区发展模式存在明显差异。受历史背景、行政区划调整等影响，不同跨界地区协同发展需要考虑地方发展实际，行政力量、市场力量发生作用的程度各有区别，协调机制不能一概而论，只要符合实际情况、能够推动发展就是好的机制。

论坛三、粤港澳大湾区——开放·转型

主持人：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兼湾区分院院长 郑筱津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规划师 罗勇

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与历版珠三角区域规划相比发生的重大变化出发，谈了五点认识：一是合作推力的变化，从地方推动到国家战略部署。大湾区规划由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成立了国家湾区办，高位推进；二是区域合作主题发生了变化，由协调发展为主到深度融合；三是合作的空间形态变化。原来更多的是三面式的合作，大湾区规划由国家层面提出，变成了共建同心圆的方式；四是合作内容的变化。原来是散点、多元的，粤港澳大湾区是更加全面的合作，从科技创新、产业、生态、基础设施、重点平台等方面探索全方位、全领域的合作；五是制度变化。原来更多的是紧密合作，促进要素的流通，现在是“共建、共商、共管、共享”制度的探索。展望未来，肯定会在一国之本上，借两制之力，结合三个关税区，三地会创造一个区域合作在全球层面的创新示范。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司马晓

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湾区协同、带动要素跨湾流动具有重要作用。以深中通道为例，带动了湾区东西两岸要素的便捷联系，形成两岸在通勤、就医、通学、购物、旅游等多维度的临近性效应，但也对深中两地乃至湾区东西两岸的协同发展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

一是在产业发展上，面向深中两地的产业基础差异，要协同好产业空间的供给，探索以产业链布局为目标的产业空间供给新模式，同时要有序展开产业园区的共建共享，进一步细化、深化研究深中产业协作的多种模式。

二是在创新驱动上，深中通道的贯通进一步加强了两地的创新联系，未来两地需进一步进行多维度创新催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度合作攻关、重大科技专项投资基金设立、卓越集群计划和竞赛等层面上积极创新，推动共建区域创新系统。

三是在公共服务共享上，深中通道开通以后，两地往来客流急剧增长，对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共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议进一步加大两地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方面资源的协同配置，打造东西两岸更高品质的优质生活圈。同时，从便利两地市民生活的角度出发，在跨界管理、公共交通服务、资讯信息共享、惠民措施等方面进一步打通，促进两地、两岸的协同消费新模式。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闫永涛

广州作为省会城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应该结合广州都市圈的建设，加强和周边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增强更大范围的辐射带动能力。首先，粤港澳大湾区有三个发展态势：一是交通组织的变化，从东西岸到内外湾；二是从走廊式发展到网络化发展；三是核心城市的比重增加，未来需要探讨如何从发展差异转变为分工差异。其次，结合最新批复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广州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中心性，二是门户性，三是综合性。第三，要更好地发挥广州的辐射带动能力，一是要强心，中心城市只有自身强大，才能带动大家；二是要落实，做实做好核心地区，发挥核心地区的带动作用；三是注重两个圈层，第一个圈层是一体化的一小时都市圈，第二个圈层是协同发展圈层，要更好利用无界理念带动周边地区无界融合。

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总规划师 邹兵

体制机制的创新方面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共同利益，区域合作实践不成功的根本原因是诉求不一致、利益有冲突。在制度层面上，积极的区域合作依赖于共同利益的产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历程与深圳和香港的合作意愿高度相关，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路政、生态等项目层面。在珠三角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成功的底层逻辑是明确利益诉求机制，包括GDP、税收等分享机制。另一方面，体制机制建立一定要明确主导单位，深汕特别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实践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